一、淮南子的涉及思想
1、《兵略》篇专论军事，代表了西汉初期的军事理论水平，其主要思想如下：
2、其一，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政治上的得失。首先，政治上得道，军事上才能取胜。《兵略》认为：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精明）；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谓道者，即是与天地顺、与四时合的最高行为准则。得道者，众之所助，虽弱必强；失道者，众之所去，虽大必亡.因此政治上得道，是保证军事上取胜的基本条件。政治上得道的军队可以车不发轫（防止车轮滚动的木头），骑不被鞍，鼓不振尘，旗不解卷，甲不离矢，刃不尝血，本国的社会生活秩序也不用打乱，即朝不易位，贾不去肆，农不离野，只要对敌国招义而责之，就可以大国必朝（前来归附），小国必下.《兵略》还回顾了古时的战争，认为五帝时期的战争是得道的。那时的战争不是为了扩张土地，也不是为了贪金玉之略（掠夺），而是为了禁暴讨乱，为了消灭残贼天下、令万民不得安生的贪昧饕餮之人，如黄帝击败炎帝，颛顼诛杀共工，尧舜讨灭不义的丹水和有苗，因而战无不胜。他们用兵之前，往往先教之以道，导之以德，不听，则临之以威武，再不从，则制之以兵革，因此用兵若栉发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是所谓圣人之用兵.殷商以后，至春秋时期的用兵是所谓霸王之兵.这个时期的战争，多是为了消灭加虐于民的敌国之君，为义兵之举，因此往往克（攻克）国不及其民，废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仁人智士）而显其贤良，振其孤寡，恤其贫穷，出其囹圄，赏其有功.这种战争非以亡（消灭）存（存在）也，将以存（保存）亡（殆尽的东西）也，故也是得道的。战国时期的用兵则是失道的晚世之兵.这时期的战争，无道之君往往设渠堑，傅（防守）堞（城上女墙）而守，进攻一方也不是为禁暴除害，而是要侵地广壤，都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为个人私利进行的战争，不仅失道，而且造成人员的巨大伤亡，同时这种战争最终也不会获得胜利的，因为它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其次，军事上取胜的根本，在于加强政治统治，即为存政，建立牢固的统治基础。《兵略》认为，军事上甲坚兵利，车固马良，畜积给足，士卒殷轸（众多）等物质条件，以及奇谋诈术的巧妙运用和良臣猛将的合理任用等主观条件，虽然是克敌制胜不可缺少的条件，但皆佐胜之具也，并不是保证战争必胜的根本条件。军事上的必胜之本在于政治上的强大，即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略足以知强弱之势。《兵略》认为：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并指出：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它主张修政于境内，使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这样就可以修政庙堂（朝廷）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指挥）而天下响应，《兵略》认为这是用兵之上也.它还列举楚怀王、秦二世败亡的教训，以及武王伐纣的事例，说明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的道理。再次，《兵略》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提出：全兵（获得彻底胜利的军队）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思想，主张：制胜于未战.它说：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者也，这样可以费不半而功自倍也.它主张先以德胜敌，然后再与之战，可以获得全胜，并指出：千乘之国行文德者王，万乘之国好用兵者亡，反对穷兵黩武。它强调：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所谓庙战，即在采取军事行动以前，就敌我双方的主孰贤·将孰能·民孰附·国孰治·积蓄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备孰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加强不足之处，保证最终取得全胜。《兵略》认为：只有进行充分的庙战，运筹于庙堂之上，才能够做到决胜于千里之外，并指出：庙战者帝。
3、其二，比较精辟地论述了军事行动中动与静的辩证关系。《兵略》认为，军队出击，要如神出而鬼行，运于无形，出于不意，使敌人无法察觉，莫知其所之、莫知其所集，以达到出敌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兵略》同时认为，军队不动则已，动则应发如疾风，疾如骇龙，若从地出，若从天下，使敌人未见其发，固已至矣.因此《兵略》十分注重兵贵神速的思想，指出一旦抓住敌之虚，就要乘而勿假也，要以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及掩目之势，迅速发起进攻，并穷追猛打，使敌人静不知其所守，动不知其所为，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为此，《兵略》强调军队采取行动前一定要在思想上、装备上、后勤保障等诸多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出击，就当以生击死，以盛乘衰，以疾掩迟，以饱制饥，这样就如同以水灭火，以汤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达·为了保证兵出而不徒归，《兵略》还指出，善于指挥作战的军事将领，必须掌握三势、二权.所谓三势，即气势、地势、因势.气势即激发兵将的高昂斗志；地势即善于利用险要地形，能控制战略要地；因势即能把握战机，乘敌之虚，因其劳倦怠乱，饥渴冻喝（中暑）采取军事行动。所谓二权即知权、事权.《兵略》强调在采取军事行动前，一定要详尽侦知敌情，并据此制定出完备的作战计划，同时要很好地隐蔽自己的军队，做到出敌不意，使敌人之兵无所适备，此谓知权.两军交战，能够灵活有序地调遣军队，布阵迎敌，使本方受刃者少，而伤敌者众，此谓事权.《兵略》认为掌握好三势、二权，选拔出精兵强将，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之后的军事出击是所谓必胜之攻，是所谓胜定而后战，可以攻不待冲隆云梯而城拔，战不至交战接刃而敌破.它强调军队唯无一动，动则凌天振地，抗泰山，荡四海，鬼神移徙，鸟兽惊骇，并指出，在这样的军队面前将野无校（对抗）兵，国无守城，无人能挡。然而，《兵略》由于受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最推崇的还是所谓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制有为的战术思想。它指出，静以合躁，治以持乱并认为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而应变，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人也不可得胜之道也.并称：敌先我动，则是见其形也；彼躁我静，则是罢（疲）其力也。形见则胜可制也，力罢（疲）则威可立也.它还提出：物未有不以动而制者也.但是，《兵略》推崇的以静制动，并非被动地待敌先动而后击之，而是要视其所为，根据敌人所犯的错误，制定相应的作战计划之后，出击致胜。当敌无隙可乘时，《兵略》认为要饵之以所欲，以罢（疲）其足（满足），引诱敌人出错，一旦敌人有间，就要抓住战机，急填其隙，迅速出击，打败敌人。相反敌人若止而不动，《兵略》认为，己方应相应调整部署，待敌动做，侍机出击。若己方已先敌而动，也要尽力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变我静而敌动，重新掌握主动。《兵略》反对在敌人未显现错误之举前，便冒然对其发动攻击，提出：善用兵者，当击其乱，不攻其治，是不袭堂堂之寇，不击填填（旗帜牢固树立的样子）之旗，强调敌容未可见，以数（密集）相持，一定要等到彼有死形，才可因而制之.《兵略》在强调以静制动的同时，还强调以无形制有形。它认为：诸有象（相貌、形象）者，莫不可胜也；诸有形者，莫不可应也.并举例说：风雨可障蔽，是因其有形，寒暑不可开闭，是因其无形的缘故。它认为，兵家所恃，无非是天时、地利、巧举、人和.而此四者皆为有形之举，因而都有相应的破除之法，如：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时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只有无形者无可奈也，没有任何可以破除的方法。所谓无形者，按《兵略》的描述，实际上就是无法无仪、无名无状，上穷至高之末，下测至深之底，高深莫测、变幻无穷的军事韬略。《兵略》认为，善用韬略者，可以打败一切敌人。
4、其三，为将帅具体提出了一些统兵、用兵之要。①将帅必须使部下与自己同心齐力。《兵略》认为：将卒吏民，动静如身，乃可以应敌合战。因而强调将吏一定要以民为体（身体），而兵民则一定要以将为心，并指出：心诚则支体亲刃，心疑则支体挠北。心不专一，则体不节动，将不诚心，则卒不勇敢。它还强调：民诚从其（将帅）令，虽少无畏；民不从令，虽众为寡。认为战争的胜负，在未交兵接刃之前就已由兵将的齐心与否而决定好了。《兵略》不仅强调兵将要齐心同力，而且还强调将帅应能使兵卒同其心，一其力，指出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它认为：良将之卒，若虎之牙，若兕（古代称类似犀牛的一种野兽）之角，若鸟之羽，若蚈（百足虫）之足，可以行，可以举，可以噬，可以触，强而不相败，众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因此要求将帅统兵，要同其心，一其力，使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同时要止如丘山，发如风雨，如此则战无不胜。《兵略》还指出：夫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挃（捣）；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兵略》认为将帅能使部下用力谐，不仅能致胜于敌，而且还可以以少胜众，以弱胜强。它分析了战争中以少胜多，以寡胜众的问题，指出这种情况的出现，只能是在人众一方势不齐，即士卒不能同力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如果人众一方做到人尽其才，悉用其力，若要以少胜之，则自古至今，未尝闻也，从这个角度再次强调士卒同心共力的重要性。②将帅要善于利用天道、地利、人和及兵势。所谓兵势，即指战无不胜，攻无不破的气势。《兵略》认为：兵之所隐议（占卜视兆）者天道也，所图画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决胜者钤势也。它根据用兵的方略把将帅分为上中下3等，认为：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并善于把握战机，利用兵势，战无不胜，从不失败，是所谓上将之用兵；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专用人与势，虽然未必能获得全胜，但也能胜多败少，是所谓中将之用兵；博闻而自乱，多知而自疑，居则恐惧，发则犹豫，结果动辄败北，是所谓下将之用兵.《兵略》还十分重视兵势的作用。它认为在天时、地利、人和齐备的情况下，若兵无势，仍不会取得任何战果。它要求将帅利用兵势，要如决积水于千仞之堤，若转员石于万丈之溪一般，使任何人、任何军队都无法抵挡，这样才能百战百胜。③将帅要威义并用，要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兵略》认为：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所谓威义并用，就是要赏罚分明。《兵略》明确指出：夫人之所乐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广泽，白刃交接，而卒争先合者，彼非轻死而乐伤也，为其赏信而罚明也。赏能使士卒冒死征战，罚则使他们令行禁止。只有赏信而罚明，军队才有战斗力。此外，《兵略》还强调将帅必须爱护部下，使自己得到士卒的爱戴。它说：上视下如子，则下视上如父；上视下如弟，则下视上如兄，并指出：上视下如子，则必王四海；下视上如父，则必正天下。上亲下如弟，则不难为之死；下视上如兄，则不难为之亡。因此要求将必与卒同甘苦俟饥寒，这样他们作战时才不会吝惜自己的生命而拼死杀敌。《兵略》还具体提出将帅要做到：暑不张盖，寒不被裘，险隘不乘（乘车、骑马），上陵（山丘），必下（下车、下马），以体验士卒的辛劳，同时还要做到军食孰（熟）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与士卒同饥渴。不仅如此，《兵略》还要求作战时，将帅必立矢射之所及，与士卒共安危。《兵略》认为，将帅能够做到上述要求，就能积德、积爱于自己的部下。它还指出：良将之用兵也，常以积德击积怨，以积爱击积憎，如此，何敌不可战胜。④将帅必须具备三隧、四义、五行、十守等能力或品质。所谓三隧，即要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中察人情；所谓四义，指治国不拥兵自负，为主不独顾自身，见难不畏死，决疑不避罪；所谓五行，指柔而不可卷，刚而不可折，仁而不可犯，信而不可欺，勇而不可凌；所谓十守，指头脑清醒，谋略深远，意志坚定，明辨是非，不贪于货，不淫于物，不滥发议论，不推卸责任，不轻易欢喜，下轻易动怒。总而言之，就是要求将帅做到，发（举措）必中诠（公允），言必合数，动必顺时，解必中揍（道理），同时还要做到，通动静之机，明开塞之节，审举措之利害，若合符节.《兵略》认为，只有这样，将帅才能使自己的政敌无隙可乘，做到攻则不可守，守则不可攻。它还认为：善用兵者，必先修诸己，而后求诸人；先为不可胜，而后求胜。同时指出：修己于人，求胜于敌，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也，何所能制！⑤将帅要善于利用己方之实，攻敌方之虚.所谓实者，即指主明良将，上下同心，气意俱起，同仇敌忾；所谓虚者，指上下有隙，将吏不相得，为将者所持不直，士卒心中积怨深重。《兵略》认为：虚实之气，兵之贵也。两军相遇，实则斗，虚则走.气虚一方是无法与气实一方对敌的。但《兵略》也指出：胜兵者非常实也，败兵者非常虚也，认为虚实之气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它引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强盛及败亡的教训，指出：夫差最初之所以能取得包括生俘越王勾践在内的一系列战争的胜利，拥地2千里，带甲七十万，是由于用民气之实的结果。其后，夫差骄溢纵欲，拒谏喜腴，使上下失和，吏民不附，直至国灭身亡，是越王勾践因制其虚的结果。由此，《兵略》指出：善于治国统军者，能实其民气，以待人之虚也；不能者，虚其民气，以待人之实也。《淮南子·兵略》的上述主要思想，既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优秀的军事理论，同时又有许多独到之处，因而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该书倡导阴阳五行学说。首先，论述了阴阳概括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如《本经训》指出：“阴阳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终始虚满，转于无原。”此言阴阳囊括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其变化是无穷无尽的。这与《黄帝内经》中的阴阳学说一脉相承。
5、书中以水、火、月、日喻阴阳。如《天文训》云：“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又云：“日者，阳之主也；月者，阴之宗也。”这里用人们常见的水、火、日、月来说明阴阳的属性，这种形象而生动的比喻，使学者对枯燥、抽象的阴阳学说易于理解。
6、其次，阐明了五行的属性及其生克乘侮规律。如“东方，木也，……。北方，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故禾春生秋死，……。”此处五行学说内容与《黄帝内经》所论是一致的，可见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已渗透到多个学科。
7、书中还以五行所属的方位论及人体的形体特征及勇怯、智愚、寿夭等。如“东方，……其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鸢肩企行，窍通于目，筋气属焉，苍色主肝，长大早知而不寿；南方，……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而夭；西方，……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北方，……其人蠢愚；中央四达，……其人慧圣而好治。”以上所述虽未必尽然，但大体上说明了五行所属的方位及地域不同对人体的影响。该书强调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如《本经训》云：“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指出人生活在宇宙间，和自然界是息息相关的。这与《素问·生气通天论》所云“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的天人合一观点不谋而合。
8、四时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人体而形成疾病。如《时则训》记有：“孟春之月，……行秋令则民病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季秋行夏令，……民多鼽窒。”上文明示，非其时气，其气不和则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同时告诫人们：人体必须顺应四时，适应自然界季节气候的变化，才能在宇宙间健康生存，正如《本经训》所言：“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出入有时。”
9、还有整体观对疾病症候的影响，如“夫有病于内者，必有色于外矣。”“痈疽发于指，其痛遍于体。”前者言其体内脏腑患病，而引起体表的色泽变化，即“有诸内必形诸外”；后者指出局部的病变可影响整个人体。该书注重养生之术，如《真训》强调了养性、养德，云其：“静漠恬澹，所以养性也；和愉虚无，所以养德也。……若然者，血脉无郁滞，五脏无蔚气。”又《修务训》提出精神调养，指出：“今天道者藏精于内，盝神于心，静漠恬淡，讼谬胸中，无邪气所留滞，……则机枢调利，百脉九窍莫不顺比。”“神清志平，百节皆宁，养性之本也。”综观上文可知：心境清净，无欲无求，则五脏安和，百脉调畅，诸窍通利而健康无病。这与《黄帝内经》中“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以恬愉为务”的养生之道契合。
10、养生的另一个方面是禁嗜欲。如《时则训》言其：“孟冬，……君子斋戒，身欲静，去声色，禁嗜欲，宁身体，安形性。”冬为闭藏之时，应藏而不泄，故要禁欲，保精、养性。又《原道训》云：“圣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也强调了养生禁欲的重要性。人类只有将养精神，和调其气，才能形体康健，与世间万事万物共同在自然界的规律之中生存。故《原道训》指出：“是故圣人将养其神，和弱其气，平夷其形，而与道沉浮俯仰。”以上所述《淮南子》对人类养生术的贡献，足资后学借鉴。书中推究疾病发生的原由，认为情志变化、地理环境对人体影响极大，是致病的重要因素。如《精神训》和《原道训》均指出：“人怒破阴，大喜坠阳，……。”“薄云发，惊怖为狂，忧悲多恚，病乃成积。”以上言情志过极，积而成病。这与《黄帝内经》中“暴怒伤阴，暴喜伤阳”的观点是相同的。这种病因认识一直指导着后世临床，情志致病的比例愈来愈大，如杨雪琴教授调查后指出，“银屑病的发病和复发患者中70%～80%的人发病前有焦虑和抑郁，且有特殊不愉快的事情。”
11、地理环境亦直接影响人体而为致病之由。如“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暑气多夭，寒气多寿。”此言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的体质、生育、发病和寿夭等均有影响，为导致疾病发生的原由之一。这种医学思想本源于古代文献而有所创新，如《吕氏春秋·尽数》记载：“……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祍与伛人。”此指居住在水味辛辣地方的人，多患痈疽和生瘰疬病；水味苦涩地方的人，多患鸡胸和驼背。该书对疾病治疗方法的论述亦较详尽。如《时则训》提出四时治疗疾病的法则为：“春治以规，秋治以矩，冬治以权，夏治以衡，……。”这里规矩权衡治法与《黄帝内经》中的规矩权衡合四时脉象不同。如《素问·脉要精微论》云：“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前者言其脉象的变化随季节不同而各异，即脉合四时；后者则根据脉象的浮、沉、滑、涩，而了解疾病产生的原因。可见，《黄帝内经》以规矩权衡论脉象；《淮南子》则以规矩权衡论治法，各有所指也。
12、书中谈及治疗疾病要全面考虑，不能顾此失彼，以免酿成大病。如《说林训》中指出：“治鼠穴而坏里闾，溃小皰而发痤疽。”
13、书中还有对疾病应早期治疗的记载。如《人间训》告诫人们：“患至而后忧之，是犹病者已胘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跗之巧，犹不能生也。”这里根据上下文意虽是以医学喻为政处事的道理，但其未病先防，既病早治的预防医学思想确能启迪后学，这与《黄帝内经》中“病已成而后药之”，其理相同。该书对药物的记载注重实践，从药物采集、炮制及品种鉴别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首先，采集药物要亲口尝试。如《修务训》云：“神农乃始教民扑五谷，……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是古代医家在实践中寻找和发现药物的真实写照。其次，根据药物性能，按照季节采收药物。如“蝉始鸣，半夏生”言其夏至时蝉鼓翼始呜，正是半夏成熟的采收时间。其三，告诫人们注意药物炮制方法。“牛胆涂目，……取八岁牛胆，桂三寸，著胆中，百日以成。”此言将桂放入牛胆中，经过百天才能药用。其四，提出了易混淆药物的鉴别。如“夫乱人者，芎
14、穷之与蒿本也，蛇床之与麋芜也，也皆相似者。”这种注重实践，使药物名实相符，是安全有效用药的保证。
15、他如书中还有关于脏腑的论述；疾病命名的记载及形、气、神的论述等，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16、综上所述，与《黄帝内经》同时代或稍晚时的《淮南子》蕴含着一定数量的医学内容，我们应当挖掘整理取其精华，以丰富中医学宝库。
二、淮南孔令昌被抓
安徽淮南一国企副书记涉贿450万被判19年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10/20/18403756_0.shtml
正义网合肥10月20日电（记者吴贻伙）贪污、受贿总额达450余万元，虽然也害怕过，但却只退了个“零头”，仍然有近400万元下了自己腰包。由安徽省检察院侦查终结的淮南矿业集团原党委副书记孔令昌（副厅级）涉嫌受贿、贪污一案，在一审首次开庭八个月之后，近日有了判决结果。10月16日，安徽滁州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数罪并罚，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九年，并处没收财产46万元，违法所得现金、购物卡及财物计450余万元予以追缴。
今年58岁的孔令昌先后任淮南矿务局潘一矿矿长、淮南矿务局安监局局长，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旧（危）房改造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生态环境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淮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据检察机关指控，1994年至2011年，孔令昌在利用担任上述职务的便利，在工程发包、工程款拨付、供应商准入资格审核、人事调整、职务晋升、违纪问题查处等方面给予他人关照，索取或非法收受45人的贿赂现金、购物卡及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447万余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此外，孔令昌还将个人消费开支在下属单位报销，共侵吞公款人民币5.3万余元。检察机关认为，应当以受贿罪、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记者从起诉书中看到，孔令昌在案发前，因为害怕被查处，曾经先后六次将所收受的现金及财物等退还给行贿人，共计折合人民币52万余元。2009年11月，孔令昌得知安徽省检察院在淮南矿业集团调查有关人员的经济问题，为掩饰犯罪，于同年12月将所收受的15万元房屋装潢费退还给杭州蓝天园林建设集团公司项目经理郭爱荣（另案处理）。实际上，包括这15万元在内，孔令昌收受和索取了郭爱荣现金、购物卡及一副高级眼镜等共157万余元。
起诉书还指控，孔令昌收受了中天建设集团公司安徽分公司项目经理郑正良（另案处理）贿赂20万元人民币及价值共8﹒4万元人民币的金条两根。2010年5月，因自己的下属淮南矿业集团旧（危）房改造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汪汉玉被查处，孔令昌为掩饰犯罪，将上述两根金条退给了郑正良。无独有偶，因为汪汉玉被查处，孔令昌还先后将22万元人民币及价值2﹒5万元的欧米茄牌手表、价值4﹒55万元的卡地亚牌手表分别退还给了另外4名行贿人。
一审法院对检察机关的上述指控全部予以确认后认为，孔令昌身为国有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侵占公款5﹒3万余元，非法收受他人贿赂447万余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中索贿15万余元，其行为已分别构成贪污罪、受贿罪，依法应予数罪并罚。孔令昌及其辩护人的辩解理由于法无据，证据不足，不予以采纳。
一审法院在综合考虑了孔令昌利用职权侵吞公款、数额巨大，大肆受贿、受贿次数多、数额特别巨大、且部分具有索贿情节，孔令昌退赃和侦查机关追赃的数额，以及其在侦查阶段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后又在审判阶段拒不供认等情节后，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以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并处没收财产4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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